在全球極端天氣頻發、煤炭等能源出現供應短缺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更為凸顯。
10月31日至11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各國應對氣候危機所作出的承諾成為關注焦點。
11月1日,會議主席夏爾馬(Alok Sharma)在開幕演講中表示,COP26氣候談判是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最后”以及“最好”的希望。當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會上提出5項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分別為:2070年實現凈零排放目標;到2030年印度碳排放總量減少10億噸、5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碳強度(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2005年降低45%;2030年非化石燃料發電產能從2015年設定的450吉瓦提高至500吉瓦。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認為,此次峰會為印度提供了一個機會,以示其在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領域都可有所作為。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與南亞合作研究中心秘書長劉宗義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莫迪此次作出的減排承諾一方面是迫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壓力,需要明確印度的立場和態度;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機會增加發達國家對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的可能性,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借助外力實現經濟發展的“彎道超車”。
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會否成為“空頭許諾”?在劉宗義看來,印度減排目標的可實現性與可操作性,關鍵在于政策的執行情況。從其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與能源結構來看,未來的脫碳之路任重而道遠。
此次峰會為印度提供了一個機會,以示其在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領域都可有所作為。視覺中國
印度能源轉型任重道遠
為期近兩周、120多位國家領導人參加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11月1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開幕。此次會議延續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015年《巴黎協定》的核心目標,即將全球變暖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攝氏度至2攝氏度。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數據,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達到18.22億噸,才能使全球氣溫升幅保持在1.5攝氏度以下。
目前,全球前三大碳排放國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不過,若以“人均碳排放量”衡量,美國的“貢獻”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印度的7倍。印度約占全球人口的17%,但其碳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5%左右。
11月1日,印度總理莫迪出席了COP26氣候峰會開幕式,并承諾印度將于2070年前實現凈零排放目標。這比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承諾的2050年晚20年,也比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承諾的2060年晚10年。不過,這是印度首次對氣候變化所做貢獻設定期限。
劉宗義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印度要實現其所設定的減排目標并非易事,主要面臨能源轉型中供需匹配缺口以及資金、技術無法自給自足的難點。
首先,印度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初中級階段,對能源的需求呈增長趨勢。而印度目前的能源結構主要以煤炭為主,1/2以上的產能和70%的電力來自煤炭。產能與發電依賴煤炭的現狀短期內不會改變,而煤炭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這增加了減少碳排放目標的實現難度。
其次,雖然莫迪在政策層面傾向于鼓勵發展以氫燃料為基礎的能源發電、擴大可再生能源占比,但是由于印度電力技術較落后,現階段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接入電網后供應并不穩定。加之印度國內生產的煤炭質量不高、發熱效率不足、相關基礎設施落后,因此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可能需要處理難以調和的供需矛盾。
“在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走在世界前列,合作成本遠低于其他國家。但印度目前采取與中國經濟脫鉤的政策,限制中國的資本、技術等資源進入其市場,這將不利于印度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劉宗義稱。
印度電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聯盟部長R.K.辛格(R.K.Singh)10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印度能源轉型的主要難點在于能源儲存及定價。
事實上,設定凈零目標只是起點,如何將經濟發展與低碳未來融合在一起,遠比許下承諾要復雜。有分析指出,從現實層面考慮,印度不僅要解決“如何從技術上過渡到可再生能源”的問題,還要考慮近400萬直接或間接與煤炭相關的民眾生計,“凈零”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誰為氣候變化“埋單”?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電力需求的日益增加,煤炭使用量正在增長而不是縮減。美國非營利組織全球能源監測(GEM)的數據顯示,全球正在建設的195座燃煤電廠中90%以上在亞洲。在亞洲,煤炭發電占發電總量的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
為應對氣候危機,全球多國陸續開啟綠色轉型之路。就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節點而言,美國、新西蘭、英國、日本、阿根廷、哥斯達黎加等100多個國家已承諾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中國、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等承諾到2060年實現凈零排放。
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并不“便宜”。以英國為例,該國氣候變化委員會估計,要實現到2050年凈零排放,每年需要花費數百億英鎊,但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氣候變化造成的環境成本將遠高于此。
而這一目標的執行離不開資金和技術支持。問題是,錢從哪里來?
11月1日,印度總理莫迪在COP26氣候峰會上敦促發達國家提供1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這一數字是發達國家設定的年度氣候融資承諾的10倍。在2009年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COP15氣候峰會上,發達國家承諾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清潔能源技術等。然而,承諾至今并未兌現。
根據10月下旬發布的一份名為《氣候融資交付計劃》的報告,發達國家或在2023年才能兌現“每年1000億美元”的融資承諾,這比2020年的最后期限推遲了近三年。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金融常務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需要近6萬億美元來履行《巴黎協定》中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
全球變暖形勢日趨嚴峻,能源轉型迫在眉睫。在COP26氣候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警告稱世界只有“短暫的窗口期”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而莫迪早些時候表示,在氣候融資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它們采取行動是“不公平的”。英國氣候政策網站Carbon Brief的數據顯示,印度是迄今最大的氣候融資接受國。
劉宗義指出,在COP26氣候峰會上,氣候融資規模是一大博弈焦點。“發達國家確實有幫助發展中國家完成節能減排的義務,印度想在此過程當中獲得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但這并不容易。”